略作沉吟，与房俊目光对视片刻，看向李承乾，郑重道：“微臣以为越国公所提出之弊端隐患极大、不容忽视，军制改革势在必行。不过中书令所言也有道理，贸然改革成败难料，甚至有可能衍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对此应当慎之又慎。或可于兵部之内暂且增设一个研究、制定军制改革的部门，由军机处几位大臣

　　联合兵部尚书崔敦礼共同负责，待到各项制度、政策、条例皆尽可能完善，再选择适当的机会推广全军。”他看得懂房俊最后这一句话当中的观望、质疑、甚至挑衅，但他之所以做出附和房俊的决定并非是向谁证明自己是个“公正无私”的人，而是他的确赞同房俊

　　的见解。“府兵制”被应用于西魏时期，然而无论是宇文泰将乡兵和增募豪右纳入六大柱国构成新的军队体系，还是宇文护整顿乡兵、确立二十四军，亦或是宇文邕进一步扩充府兵、并且使得“府兵制”彻底制度化，都不过是为了更好的掌控军队、避免有人掣肘而使得军队“零散化”，这就导致“府兵制”强大军事力量的同时，也

　　拥有“反噬”之力。

　　宇文泰也好、宇文护也罢、甚至包括宇文邕在内，可谓成也“府兵”、败也“府兵”。

　　散乱的军事力量越是强大，就越难以控制，一旦失控，便是天下大乱、烽烟处处之局面。

　　想要避免甚至杜绝西魏、北周乃至于前隋之惨痛教训，就必须改革“府兵制”。这是浩浩荡荡的大势，李勣自己或许没有魄力去推动这件事，但既然房俊已经主动提出，那么李勣就必须顺势而为，而不是为了某些情绪便不予理会甚至激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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